9月6日下午，濟寧市廣播電視臺微信公號“直播濟寧”發(fā)布信息稱，濟寧市市長梅永紅正式辭去了市長職務，并已得到濟寧人大常委會的批準。濟寧市人大秘書科向南都記者確認了上述消息，并稱當日上午濟寧市人大常委會做出了相關決議。濟寧市政府知情人士稱，梅永紅接下來將前往深圳，加入深圳華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然而，華大基因宣傳處工作人員告訴南都記者，對于梅永紅的去向，他們目前正在核實當中。（9月7日《南方都市報 》）

　　任何職業(yè)多會有人辭職，從職業(yè)流動角度看，官員辭職實在是尋常。事實上，官員辭職也實在不少。今年6月初，菏澤市委常委、副市長張毓華辭去公職，前往太平洋財險，擔任其深圳分公司的黨委書記。僅廣州一地，自2013年以來就有至少6名處級以上干部辭職下海，　除此之外，被媒體廣泛報道的辭職官員還有國家質(zhì)檢總局原新聞發(fā)言人陳熙同，杭州市金融辦原黨組書記、副主任俞勝法，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信訪局原副局長黃力群等明星官員，他們也都不約而同地在辭去公職，選擇下海。

　　官員辭職之所以受到公眾關注，一方面是因為當官不易，官至一定級別更不易，就這么放棄，公眾會覺得可惜，另一方面是對權力有一種無力感，害怕辭職官員會利用手中權力為任職單位以及個人謀取私利。公眾這么想，并非是因為無厘頭，而是由實踐得出的經(jīng)驗。

　　官員選擇辭職，有多種原因，有個體特殊原因，也有共同的原因，比如，升官難。很多人之所以選擇在縣處級崗位辭職，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再往上升難度太大”“你熬一輩子，最后最多到副廳，還不如趁年輕，出去闖一闖”。有數(shù)據(jù)顯示，能夠升至處級的中國公務員有60萬，其中只有6000人可以成為廳局級后備干部，至少需要11年才能升到正廳局級。除了仕途，收入始終是辭職官員一個無法繞開的話題。今年兩會期間，梅永紅在接受南都專訪時曾表示公務員工資低，他每天工作10個小時，但月收入只有7000元，而下面的縣委書記、縣長一個月收入3000多，“還趕不上在工廠打工的”。

　　官員辭職，本不是什么壞事，畢竟這是個人選擇，況且，這要比“吸毒市長”要好得多，因為升官無望，“吸毒市長”繼續(xù)為官，卻干著不可告人的勾當，可選擇辭職的官員卻是可敬的，他們并沒有繼續(xù)混日子，而是選擇自己的路。外面的世界那么大，可以去闖一闖。

　　對官員辭職，不是去關注他的新單位是什么，不是關注他帶去什么，這些，其實憑我們現(xiàn)有的力量是很難去分清楚的。我們要做的就只有一個，加強對權力的監(jiān)督。當權力無法達到“以權謀私”的程度，當官員的財產(chǎn)能夠公開，不管哪一個級別的官員辭職，我們都能夠做到波瀾不驚，否則，只會留下種種猜測。這無論對于官員還是公眾來說，都不是什么好事。（濱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