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關于深化教育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鼓勵各地各校根據(jù)學生身心發(fā)展特點和家長需求，探索實行彈性離校時間，提供豐富多樣的課后服務。從實際執(zhí)行的效果來看，真正的考驗還在后面。（1月4日《人民日報》）

　　所謂彈性離校，意即學生不必在放學后就必須離開學校，而可以根據(jù)自身的實際狀況而靈活決定。實施此舉的初衷，是為了解決孩子放學早、家長下班晚帶來的時間差，讓學生離校的時間能夠更好的對接家長的要求。作為一項惠民舉措受到了家長們的熱烈歡迎。

　　從調(diào)查的情況看，作為一種新的政策，各地在做法上大同小異，都是家長申請說明原因，學校通過自辦或者委托第三方機構負責承擔，有“自辦自管”，也有“委托三方”，經(jīng)費由財政給予解決，對此可以概括為“財政買單、學校組織、機構實施、家庭受益”。當然，彈性的時間長短、范圍的寬窄，與家長的訴求與期待間，還存在不小的差距。家長對學校在“彈性”的內(nèi)涵外延上的更多要求，也讓彈性離校的政策面臨極大的壓力。

　　彈性離校涉及政府、學校、家長、學生以及其他社會群體，其間存在利益平衡的關系，處理不當則會引發(fā)諸多新的矛盾。一者，按照“誰受益，誰負擔”的原則，彈性離校面臨著公平性的問題。由公共財政負擔和學校實施的模式，是否考慮到了多數(shù)人的利益訴求。二者，獲得彈性離校的門檻是“實際需要”，只要提出申請就應當滿足。實際的承載量能否滿足需要，對學校的能力與智慧都是一種挑戰(zhàn)。三者，公共財政的使用有效率與公平的考慮，與公眾利益訴求的最大化之間，存在對立和沖突。在具體的實踐中，究竟是自辦自管更為高效，還是委托第三方更具效率，如何實現(xiàn)公益與市場的有機結合，都是值得考慮并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提供公共服務的同時，也要考慮到目的正當性和方式合理性的統(tǒng)一，從中去尋找一種平衡。從初衷上講，彈性離校確實存在極大的善意，并具有極強的民本性。但在市場體系下，善意最終成為善策，應在利益角力中尋求平衡并實現(xiàn)最大公約數(shù)。因此彈性離校，在這個角度上來看，應有一個基本的原則界定，既要充分尊重個人意愿，又要量力而行，還有有專業(yè)化、市場化運作的模式，并且避免責任的錯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