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先民創(chuàng)造了五千年的中華文明，留下了豐富厚重的歷史遺產。學習歷史，傳承和發(fā)揚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遺產和精神成果，提高全民族的歷史素質和精神修養(yǎng)，增強我國現代化建設的軟實力，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一個重要方面。
歷史是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內容，是整個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在這里，蘊含著寶貴的精神財富，它滋養(yǎng)著、培育著世世代代的中國人。要弘揚汲取這些寶貴財富，將其轉化為當前歷史運動的偉大力量，就要重視學習歷史，接受歷史積淀凝練的珍貴遺產——
彰往察來的歷史精神。中國古代哲人很早就提出“彰往而察來”（《周易·系辭下》）的思想，它反映了中國先民所具有的獨特的歷史精神。
人們通過史學而認識歷史，從而豐富了知識，積累了經驗，增益了智慧，這是人們得益于歷史教育的重要標志。但是人們認識歷史的目的并不僅僅是為了了解過去，弄清“歷史的真相”，也不僅僅是為了提升自身的修養(yǎng)，同時也是為了更深刻地理解現實和更清醒地觀察未來，把從歷史中得到的知識、經驗、智慧運用于現實和未來，“彰往而察來”的真諦即在于此。
彰往察來歷史精神的內涵，首先表現在“通古今之變”的自覺意識。先民從經驗中或通過口耳相傳，認識到“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周易·系辭下》）的道理。司馬遷著歷史巨著《史記》，以“通古今之變”為其宗旨之一，申言“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班固《漢書·司馬遷傳》）。從“通其變，使民不倦”到“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包含了豐富的歷史內容。而“通古今之變”更是成為《史記》以后中國史學的一個優(yōu)良傳統(tǒng)，凸顯出彰往察來歷史精神在歷史撰述中的重要位置；同時，它也成為中國人思維方式的重要特點。
彰往察來歷史精神的內涵，還表現在史學家對中國古代制度文明傳承演變的自覺認識。從唐代史學家杜佑的《通典》、宋代史學家鄭樵的《通志》到元代史學家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史學上謂之“三通”，再到清代所修的“續(xù)三通”“清三通”，展現了中國源遠流長的制度文明。
彰往察來歷史精神的又一個突出表現，是中國史學家始終把過去、現在、未來視為一個連續(xù)不斷的整體。司馬遷說的“述往事，思來者”，已包含了這種思想。這種歷史精神，也表現在一些政治人物把自身的社會活動，置于“古”“今”“后”相聯系的歷史長河中加以看待的自覺意識。如唐太宗的政治理念是“勉勵終始，垂范將來，當使后之觀今，亦猶今之視古，不亦美乎！”（吳兢《貞觀政要·求諫》）這是從人的社會實踐活動來看待過去、現在、未來的聯系，反映了一個政治家把自己置于歷史的過程中加以約束和自律的意識。
綜觀中國史學家的歷史撰述活動，從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開創(chuàng)紀傳體“正史”之先河，到清修《明史》以至民國年間所修《清史稿》；從司馬光主修《資治通鑒》，到李燾撰《續(xù)資治通鑒長編》與畢沅主修《續(xù)資治通鑒》等，都是彰往察來歷史精神的具體表現。這切實而有力地表明：“有生命的歷史，實是一個亙過去現在未來的全人類歷史。過去現在未來是一線貫下來的。”（李大釗《史學要論》）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史學家所撰寫的歷史著作正是“有生命的歷史”的反映，而這一反映的連續(xù)性與豐富性乃是世界文明史上絕無僅有的偉大創(chuàng)造。認識了這種歷史精神，就會更加認識到我們自身在歷史中的位置，進而增強我們的歷史責任感。
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一部中國史，可以說是中國先民自強不息、艱苦卓絕的奮斗史，反映了中國先民的革新進取精神�！疤煨薪�，君子以自強不息”（《周易·乾卦·象辭》），先民從經驗中總結出來的這一格言，成為世世代代中國人的精神傳統(tǒng)。從傳說中的大禹治水到盤庚遷殷，從“湯武革命”到周公制禮作樂，從春秋時期的鑄刑鼎、鑄刑書到戰(zhàn)國時期各諸侯國的變法，從漢武帝的強國之舉到漢光武帝和漢明帝的“建武永平之治”，從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措施到隋唐大一統(tǒng)的政治局面，從唐太宗時的“貞觀之治”到王安石變法的坎坷歷程，從元、明、清三朝政治體制的變革到清朝末年的維新運動和革命黨的興起等等，這些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都貫穿著自強不息的革新進取精神。
在自強不息的奮斗中，中國先民從來充滿著自信，誠如魯迅所說：“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作家譜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魯迅《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見《魯迅全集》第6卷《且介亭雜文》）“中國的脊梁”堅挺著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創(chuàng)造了偉大的中華文明——世界幾大古代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的偉大文明。
以史為鑒的理性精神。中國歷史悠久而又具有連續(xù)性，雖有朝代的更迭、分裂局面的出現，但作為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歷史的發(fā)展則是基本的趨勢。歷史上的人們從朝代興亡、制度得失、社會治亂、人才作用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教訓，并逐漸認識到這些經驗教訓對于現實和未來的重要價值，從而培育起以史為鑒的理性精神。
這種理性精神，本源于政治實踐。早在西周初年，周公就善于運用以史為鑒的思想教育西周的貴族們，告誡他們不要貪圖安逸，強調：“我不可不監(jiān)于有夏，亦不可不監(jiān)于有殷�！保ā渡袝ふ僬a》）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思想在當時的詩歌中也有所反映，即：“殷鑒不遠，有夏后之世。”（《詩經·大雅·蕩》）可見其在當時有廣泛的影響。春秋戰(zhàn)國時期，政治家們從社會劇烈變動、政治權力不斷再分配的歷史中，總結出了一條帶有普遍性的歷史經驗，即“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師。”（《戰(zhàn)國策·趙策一》）這一思想成為后人重視歷史經驗教訓的座右銘。
把以史為鑒的思想提升到理性精神層面，是秦漢更迭這一重大歷史變動對漢初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的啟示。這主要表現在：
首先是劉邦受到陸賈的“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的批評和見識的啟發(fā)，令陸賈總結“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的經驗教訓，著成《新語》一書。（司馬遷《史記·酈生陸賈列傳》）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tǒng)一朝代建立之初對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它不僅對漢初政策制定有直接關系，而且對后世有深遠的歷史影響。
其次是賈誼的《過秦論》對秦朝興亡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與陸賈《新語》在理論上有相得益彰的作用�！哆^秦論》從秦孝公時秦國的興起到秦二世秦朝滅亡，論其興亡之故，提出：“秦離戰(zhàn)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薄笆且跃訛閲�，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賈誼《過秦論》，見《史記·秦始皇本紀》）從陸賈提出的“逆取”“順守”到賈誼概括的“攻守異勢”等結論，把以史為鑒的思想上升到理論層面而成為一種理性精神。
再次是司馬遷在《史記》巨著中，以史家之筆反映了這種理性精神，并進一步有所發(fā)揮和深化：一則明確地提出考察歷史進程的變化，“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二則對以史為鑒提出了辯證的認識，認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tǒng)紀，豈可緄乎？”（司馬遷《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這是表明，歷史經驗可以作為“自鏡”，但又不可照搬。至此，自西周以來的以史為鑒思想，已形成為一種理性精神，并貫穿于后來的歷史發(fā)展中：
——“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吳兢《貞觀政要·任賢》），“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冊府元龜·國史部·恩獎》），這是唐太宗的史學觀，也是他的以史為鑒觀。
——“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鑒者”入史（司馬光《進〈資治通鑒〉表》），撰成一部編年體巨著，宋神宗認為此書“‘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鑒》”（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鑒〉序》），這是司馬光和宋神宗的史學觀，也是他們的以史為鑒觀。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史學家王夫之在論及以史為鑒與政治的關系時指出：“治之所資，唯在一心，而史特其鑒也�！边@是指出人們對待以史為鑒應具有自覺性和真誠之意。他又說：“故論鑒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跡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王夫之《讀通鑒論·敘論四》），這是指出了對待以史為鑒的辯證認識，即不僅對“得”與“失”要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探究“何以亦得”與“何以救失”的可能性。這是王夫之的史學觀與以史為鑒觀。至此，中國古代以史為鑒的理性精神發(fā)展到了高峰。
思齊內省的自律精神。史學也是人們自我修養(yǎng)的教科書，史學中蘊含著教導人們如何學會做人的人生哲理。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把史學的這個特點和作用作了概括：“茍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后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劉知幾《史通·史官建置》）。這段話，既說明了史學是人們認識歷史的路徑，又說明了史書所記載的形形色色的歷史人物對于后人的道德修養(yǎng)、自律精神的重要意義。
中國古代史學的主流是以紀傳體史書記歷代史事與人物，這些史事和人物都會對后人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尤其是那些杰出的歷史著作所產生的影響尤為深遠。如魯迅評論《史記》：“固不失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矣。唯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發(fā)于情，肆于心而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讀游俠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力）斗，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即欲養(yǎng)（好）士’也�！保斞浮稘h文學史綱要》，見《魯迅全集》第9卷）這種“思齊”“內省”的自律精神，正是一些歷史人物“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于天下”（《史記·太史公自序》）的內在因素，是“以富國安人（民）之術為己任”（《舊唐書·杜佑傳》）的思想基礎。
近代以來，史學家對于史學之影響人生道路的認識，提出了更加完整、更加系統(tǒng)的認識。李大釗說：“凡學都所以求真，而歷史尤為然”（《史學要論》）。他認為，認識歷史愈深刻，愈能開闊人生的視野，愈能認清歷史的前途。李大釗進而指出：“吾人瀏覽史乘，讀到英雄豪杰為國家為民族舍身效命以為犧牲的地方，……在歷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悲劇，壯劇。我們后世讀史者不覺對之感奮興起，自然而然的發(fā)生一種敬仰心，引起‘有為者亦若是’的情緒，愿為社會先驅的決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這是由史學的研究引出來的舜人亦人感奮興起的情緒”（《史學要論》）。當今，這種自律精神對于今天建設和諧社會、建設廉政文化，更是必不可少的。
歷史的進程總是不斷向人們提出新的啟示。1840年以來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中國歷史，是中國由危機走向新生的歷史；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歷史，是中國實現前無古人的改革開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我們不僅要傳承自古以來的優(yōu)秀的精神遺產，更應當發(fā)揚近現代以來形成的新的精神成果，從傳統(tǒng)文化和歷史遺產中汲取寶貴經驗和前進動力，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
（責任編輯：周姍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