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知名制片人方勵為電影《百鳥朝鳳》“跪求排片”引發(fā)輿論嘩然，也令不少電影人感慨萬千。筆者以為，在這個事件中，應該把觀眾對電影的口碑和跪求事件分開討論，更不要繼續(xù)對“跪求票房”加以嘲笑和諷刺，以免遮蔽了電影的真實意義。倒是院線所把持的強勢話語和絕對裁判權(quán)，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和反思。

　　《百鳥朝鳳》的敘事并不復雜，它講述了一種綿延千年的文化和時代傳習的匠藝，伴隨著它所捍衛(wèi)的禮儀習俗在中西方文化交匯的歷史漩渦中驟然土崩瓦解，由此帶來了嗩吶樂師個體命運和價值觀念的急劇變化，并由此引出對中國人群體性文化信仰背叛的反思。在筆者看來，這種群體性無意識對包括嗩吶在內(nèi)的文化信仰的背叛，在中國社會是一種潛在的、普遍的、無聲無息的歷史性蛻變。

　　然而，一位寄寓深邃主旨的嚴肅電影遭到冷遇，一位堅守傳統(tǒng)敘事的導演離世，繼而因為“跪求”事件的觸發(fā)，在極短的時間內(nèi)由觀眾的好評而推動了票房的逆轉(zhuǎn)，一時間各種不同的聲音紛紛介入。有人說它“老套”，有人說“用下跪來炒作”，有人說“這種電影不要走大電影的路子”，有人說“不要因尊重逝者而過高推崇一部電影”，由此導致了一場文化觀念和價值訴求的較量和博弈。

　　其實，不斷升溫的紛爭，從某種意義上完全脫離了電影本身所要探討的關鍵問題，甚至把這部電影真正的當代意義和至關重要的悲劇意義給遮蔽了。我們不妨思考，為什么《百鳥朝鳳》試圖挽回一些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尊心也變得格外困難？為什么電影拍攝完成兩年之后才有機會首映？為什么我們的院線不給這樣的電影排片？從它誕生到首映的兩年間，遭遇了電影節(jié)的冷遇、電影人的集體淡漠，這難道不是另外一重意義上對人文電影的疏離和背叛？

　　“跪求”和電影的好壞沒有必然聯(lián)系。“跪求”之前，吳天明的電影已經(jīng)拍出，但學界和院線集體性先驗的論斷，宣判了這部電影的死刑。兩年的擱置，“跪求”只是以極端方式贏得了一次讓電影在觀眾中發(fā)酵的機會。如果不是以這種方式，《百鳥朝鳳》能以一種平等的方式躋身院線嗎？這是對院線主導的話語體系和價值觀的個體性反抗。“跪求”是無法讓一部劣質(zhì)電影在幾周內(nèi)迅速累積口碑的，“跪求”只是以一種極端無奈的、非理性的方式為一部優(yōu)秀的電影去爭取面對觀眾的可能性。這一事件的可悲不在于“跪求者的卑微姿態(tài)”，而是“審判者的冷酷面目”。

　　《百鳥朝鳳》票房的逆轉(zhuǎn)雖然與“跪求”事件有關，但最終打動觀眾的還是電影本身。在北大百年講堂，演出前半程觀眾會意的笑聲多達50多次，到了電影后半程，觀眾中有不少老人和孩子一直在流淚。老人和孩子是最質(zhì)樸的觀眾，他們不會撒謊和作秀。筆者深感，如果一部電影能夠在世道人心中贏得共鳴，讓人們獲得真摯而又高尚的體驗和精神世界的凈化，是一個電影人莫大的幸福。

　　21世紀賦予中國電影人的使命是傳承和弘揚中華傳統(tǒng)優(yōu)秀文化和美學精神。中國電影如何贏得世界的尊重？還需從中國民族文化和藝術(shù)中汲取養(yǎng)分，以形成自己獨特的創(chuàng)作體系、美學話語。從這個層面來看，作為一部具有民族精神追求和文化擔當?shù)碾娪�，《百鳥朝鳳》應該在這個時代被嚴肅地追認，并確證它的當代意義。但愿這部電影能打開一個豁口，透進來一股獨立的人文精神，吹起滋養(yǎng)電影文化品格的長風。

　�。ㄗ髡呦当本┐髮W藝術(shù)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