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宣布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我們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中始終重視發(fā)揮知識分子的作用，將制定知識分子政策視作關系黨和國家興衰成敗的關鍵之一。一部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史，既反映了黨對知識分子地位和作用的認同和重視，又體現了知識分子對黨領導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yè)的支持和擁護。
■民主革命時期——重視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發(fā)揮革命的先鋒和橋梁作用
從1921年黨成立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我們黨依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現實國情，主要從革命斗爭的需要出發(fā)，從敵我友的階級力量配置的視角，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不斷探索知識分子問題和知識分子工作，逐漸形成一套較為系統的知識分子政策，為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1、黨的早期理論中將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作為革命陣營的主要力量并列提出，初步顯示出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框架
中國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形成于20世紀初，如何認識知識分子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妥善處理好黨同知識分子的關系，制定正確的知識分子政策，是黨成立后長期面臨的一項關系到革命成敗的重大課題。
黨在創(chuàng)立和大革命時期，一般將知識分子視為同工農一樣遭受壓迫，“希望有一個民族德謨克拉西的革命”的群體，在中國革命中起著“先鋒”或“連鎖”作用。李大釗指出“知識階級的意義”就在于“作民眾運動的先驅者”。當時的中央文件一般將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作為革命陣營的主要力量并列提出。除了對知識分子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分析外，黨還對知識分子問題中的一些理論問題進行探討，觸及到了知識分子是否是勞動者、歸屬哪個階級陣營的問題，正確得出知識分子并不構成一個獨立的階級而分屬于各社會階級的結論，并關注到了知識分子沒有經濟基礎、政治立場動搖游離、思想自由散漫、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yǎng)不足的弱點。黨在早期理論探索和實踐活動中得出的這些觀點和認識，雖然多數沒有形成共識并上升為政策，但初步顯示出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框架。
2、大革命失敗后，受共產國際錯誤指導的影響，剛剛制定的知識分子政策表現出以歧視、排斥和不信任知識分子為主要內容的“左”的特征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黨在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條件下，開始制定自己的知識分子政策。受共產國際錯誤指導的影響，黨內連續(xù)發(fā)生三次“左”傾錯誤，剛剛建立的知識分子政策表現出以歧視、排斥和不信任知識分子為主要內容的“左”的特征。斯大林領導下的共產國際將大革命失敗的主要責任推卸到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中的知識分子頭上，排斥和打擊知識分子，使黨內一度形成反知識分子的濃厚傾向。這種單純依靠純潔革命血統來改造黨的做法，并未給革命事業(yè)帶來任何好處。1928年中共六大召開，片面強調黨員成分無產階級化和指導機關工人化，出席大會的有選舉權的84名代表中工人占41人，所選出的36名委員和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中工人占21人，后來叛變的代表中工人代表占絕大多數，包括被選為黨的最高領導人的向忠發(fā)。受蘇聯“肅反”斗爭的影響，“左”傾思想嚴重的張國燾、夏曦等人在蘇區(qū)制造了冤假錯案，對很多知識分子進行迫害，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后果。這一時期，所謂知識分子的“動搖性”和“妥協性”不斷受到批判，知識分子在黨內文件中幾乎成了“機會主義”的代名詞，不再屬于同工農并列的革命動力。
3、遵義會議以后，毛澤東強調：“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1935年遵義會議后，在全民族抗戰(zhàn)和黨內“左”傾錯誤路線逐步得到糾正的形勢下，伴隨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政策的確立和實施，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逐漸走上正軌。1939年12月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是一個專門論述知識分子問題的黨內正式文件，從奪取抗戰(zhàn)勝利的全局角度，檢討了過去對于知識分子的不正確態(tài)度，闡述了今后的知識分子政策，強調“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對于知識分子的正確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是建黨以來正確知識分子政策的重要開端。決定下發(fā)后，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不斷充實。
經過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進一步發(fā)展，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已經比較成熟。其主要內容是按照“發(fā)展黨員、選拔干部”的思路，大膽培養(yǎng)和使用知識分子，關心和優(yōu)待知識分子，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參加黨、軍隊、政府、群眾團體工作，進行文化運動和民眾運動，鞏固和發(fā)展統一戰(zhàn)線，引導知識分子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在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感召下，國統區(qū)知識分子掀起一場“走向延安”的高潮。用當時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陳云的話說，我們黨“廣招天下士，誠納四海人”，同各方面“搶知識分子”，最終“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1949年，廣大國統區(qū)進步知識分子越來越傾向于擁護黨領導的事業(yè)，翹首以盼新中國的到來。這種情況足以表明黨在知識界的威信空前提高，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取得極大成功。
總之，在民主革命時期黨把知識分子問題看作關系革命成敗的大事，所制定的知識分子政策總體上是正確的、成功的，大批先進知識分子發(fā)揮了革命的先鋒和橋梁的作用，造就了一批治黨、治國、治軍的骨干力量，其中很大一部分被吸收入黨，為黨的發(fā)展和壯大作出了重要貢獻。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對知識分子階級屬性作出判斷：“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新中國成立后至“文革”前夕，黨為了適應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需要，根據知識分子的特點和政治傾向，對從舊社會過來的200多萬知識分子采取了“團結、教育和改造”政策，使他們?yōu)樾轮袊ㄔO事業(yè)服務。
1、新中國成立初，黨采取“包下來”的做法，將知識分子納入單位體制
黨采取的“包下來”做法，將知識分子納入單位體制，基本保證了其生活，并結合土地改革、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等社會運動，引導他們學習和接受馬克思主義，參加新中國建設實踐，逐步使知識分子的面貌發(fā)生了根本變化。1951年9月周恩來應北京大學邀請作報告，以知識分子一員的身份，展現出共產黨人的人格魅力，推動了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親聞其事的哲學家金岳霖晚年回憶說，周恩來的報告“是了不起的大事”。
黨的“團結、教育和改造”知識分子政策有其特定對象——舊知識分子，有其適用期——一旦他們完成思想改造成為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就應廢除而代之以新政策。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變革時期，黨對于知識分子階級屬性實際上具有兩重性：一是從經濟地位上，承認知識分子為職員，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二是從政治思想狀態(tài)上，認為知識分子由于家庭出身和所受教育，屬于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
2、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后，黨開始重新思考和解決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問題
到1956年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后，黨開始著重從建設社會主義、實現中國現代化和追趕世界先進科學技術的角度，重新認識和思考知識分子問題，解決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問題。這年1月，黨中央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代表中央作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宣布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強調社會主義建設必須依靠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兄弟聯盟”，向全黨發(fā)出“向現代科學進軍”的號召。這是黨的歷史上第一次專門研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會議首次把知識分子問題、發(fā)展科學技術問題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項基本工作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在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理論歷史上系統地明確了知識分子的工人階級屬性，是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進行重大調整和理論創(chuàng)新的標志。
然而，關系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之根本的階級屬性的理論問題當時并沒有徹底解決，黨內對于“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提法還有不同意見，不久，黨的八大報告恢復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的傳統提法。1957年反右派斗爭后，黨在知識分子政策上的“左”傾錯誤不斷發(fā)展，其在理論上的反映就是依據世界觀和政治思想作為劃分階級的實際標準，把知識分子重新歸入資產階級范疇，視作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較量的主要力量。
3、從上世紀60年代初開始，黨糾正知識分子問題上“左”的偏向，但“文革”后，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步入極左錯誤時期
1961年進入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后，黨糾正知識分子問題上“左”的偏向。黨提出繼續(xù)貫徹執(zhí)行“雙百”方針，出臺了“科學十四條”、“高教六十條”和“文藝八條”。黨內一些領導人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提法懷有異議，周恩來、陶鑄主張把知識分子劃入勞動人民的范圍，陳毅受周恩來囑托在廣州會議上宣布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陸定一設想在文化、教育、衛(wèi)生領導機關中實行“三三制”（黨員、資產階級左派知識分子、資產階級中間派知識分子），等等。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些舉措和看法都具有撥亂反正的意味，然而由于黨中央沒有徹底清理思想政治上的“左”傾觀點，當時一些糾“左”的文件都沒有觸及知識分子階級屬性上的錯誤判斷，知識分子問題上的“左”傾錯誤愈演愈烈，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再次出現大反復。
從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時期，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步入極左錯誤軌道，廣大知識分子受到沉重打擊。但是，黨勇于糾正自身所犯的錯誤，即使“左”傾錯誤達到歷史極點也沒有放棄端正知識分子政策的努力。毛澤東說過“老九不能走”（“臭老九”是當時對知識分子的代稱），周恩來在林彪事件后主持批判極左思潮，1975年鄧小平主持全面整頓時，都力圖糾正打擊知識分子的錯誤做法。由于歷史上黨同知識分子已經結成了血肉聯系，所以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雖然受到種種磨難，但都沒有動搖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的立場。
4、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在偉大歷史轉折進程中實現了撥亂反正
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黨沖破“左”傾思潮的牢籠，恢復黨的正確知識分子政策，“把顛倒了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1978年3月，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上重申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黨開展平反冤假錯案，落實知識分子政策，使680多萬件歷史遺留案件得到糾正并解決了善后問題，這密切了黨同知識分子的關系。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知識分子同工人、農民一樣是社會主義事業(yè)的依靠力量”。這是經過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知識分子政策正反兩方面經驗的深入總結，首次用黨的決議的形式，把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事業(yè)中的地位確定下來，是經得起歷史和實踐檢驗的具有組織權威和科學權威的正確結論。
■改革開放新時期——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chuàng)造
改革開放新時期，黨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把知識分子同市場經濟、知識經濟、信息社會相聯系，把知識分子納入人才強國戰(zhàn)略，揭開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新篇章。
1、1982年憲法用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確了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地位
黨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形成的基本觀點，所制定的知識分子政策的理論基礎，是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沒有知識和知識分子，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1982年憲法用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確了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地位，規(guī)定“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yè)必須依靠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黨的十二大黨章第一次明確地將知識分子放在與工農兵同等的地位。黨的十四大報告進一步把知識分子提高到決定民族盛衰和現代化建設進程的高度。這標志著全黨關于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的總體評價已經達成牢固的共識。
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核心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它于1977年由鄧小平首次提出，標志著黨對知識分子問題的認識飛躍。在這一基本政策的指導下，黨以“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關心照顧，同時積極引導、嚴格要求”為目標，提出了針對知識分子的各項具體政策，如改善知識分子的工作、學習和生活條件的措施，選拔任用知識分子干部的措施，實施科教興國戰(zhàn)略、人才強國戰(zhàn)略等等。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chuàng)造”。
2、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歷史進程是一個與時俱進、探索創(chuàng)新的過程
30多年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實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一是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指導，不斷推進黨的知識分子理論政策的創(chuàng)新；二是緊密圍繞經濟建設的中心，服務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三是充分尊重知識分子的特點和成長規(guī)律，把服務知識分子作為政策的重要出發(fā)點和落腳點；四是不斷研究知識分子隊伍的狀況和問題，探索、總結、完善并逐步建立一套科學規(guī)范的知識分子政策體系。
新世紀以來，世情、國情和黨情發(fā)生重大深刻變化，知識分子隊伍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知識分子隊伍的規(guī)模不斷擴大，職業(yè)結構和領域分布越來越廣，社會活動空間越來越大，自我意識和個體意識日趨強化，價值觀念和利益訴求呈現復雜化、多元化的發(fā)展態(tài)勢。我們既要看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發(fā)展和完善，為知識分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舞臺，使其獲得前所未有的精神自由和個性解放，使“人盡其才、才盡其用”成為可能，又要注意到黨為適應知識分子隊伍的新變化、新趨向所作出的前瞻性思考。
3、創(chuàng)新黨的知識分子工作，應對和解決知識分子領域的新挑戰(zhàn)
當前，知識分子領域值得注意的新情況至少有三點：其一，在處理文化和政治的關系上，出現了某種程度上的兩極傾向。有的知識分子患上了遠離現實塵世的“政治冷漠癥”，對黨和國家的發(fā)展大業(yè)漠不關心，拒絕承擔社會責任。有的知識分子盲目跨越專業(yè)領域，表現出對于大眾社會和公共問題的“過度關心”，以社會啟蒙者和真理守門人自居，希望制造或引領某種社會潮流。其二，在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的關系上，出現了對知識分子屬于“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一結論不認同的傾向，強調二者具有的“天然差異性”，推崇知識分子的“異質性”，把知識分子同工人階級割裂和對立起來，視作一支獨立于領導階級之外的社會力量。其三，從知識分子群體內部來看，一些人利用微博、微信、貼吧、移動客戶端等互聯網新媒體平臺，在網絡文化空間中強力發(fā)聲，不斷擴大社會影響力，形成“網絡意見領袖”、“網絡作家”、“自由撰稿人”等特殊群體。這些新情況使黨的知識分子政策肩負的任務更加艱巨、繁重，使黨的知識分子工作的對象范圍、方式方法、體制機制等各方面的改革創(chuàng)新更加緊迫、重要。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痹趫猿趾桶l(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過程中，我們黨始終把知識分子工作視作黨的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一貫重視人才問題對于執(zhí)政興國的重要作用。江澤民同志強調，能不能充分發(fā)揮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是我們事業(yè)成敗的關鍵之一，也是衡量黨的領導水平和領導藝術的一個重要標志。胡錦濤同志強調，人才問題是關系黨和國家事業(yè)發(fā)展的關鍵問題，切實做好人才工作是提高黨的執(zhí)政能力、保持和發(fā)展黨的先進性的重要支撐。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重視人才工作，多次強調要愛才惜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2016年4月26日，習近平同志在安徽合肥主持召開知識分子、勞動模范、青年代表座談會，重申“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并強調各級黨委、政府與領導干部要就工作和決策中的有關問題主動征求知識分子的意見和建議，歡迎他們提出批評。對來自知識分子的意見和批評，只要出發(fā)點是好的，就要熱忱歡迎，對的就要積極采納；即使一些意見和批評有偏差，甚至不正確，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寬容，堅持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這些重要思想觀點為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知識分子工作，明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彰顯了我們黨凝聚人才、開創(chuàng)新局的歷史擔當，無疑將激勵廣大知識分子更加自覺地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智慧和力量。
�。ㄗ髡邽橹袊嗣翊髮W中國共產黨歷史與理論研究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