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貴州黔東南州人大通過決議,擬撤掉鎮(zhèn)遠、岑鞏、三穗3個縣,合并為鎮(zhèn)遠市。但在10月13日,中共三穗縣委員會和三穗縣人民政府又發(fā)布公告,稱三縣合并建市方案暫緩報國務院審批。關于合并進展突然暫停的原因,官方尚未給出明確說法。然而,從當地網友提供的相關信息可知,可能是原定建在三穗縣的市政府擬改遷至鎮(zhèn)遠縣,引起了三穗縣民眾不滿。

　　不論原因是否屬實,單是這一說法便引人深思:市政建設要占用農民的良田上千畝,說要建在別處,當地民眾難道不應高興么?為何會引起這么大的不滿?從網上流傳的相關材料中可見,三穗縣不少民眾埋怨縣長不為縣里謀“福利”,不積極爭取未來成為市中心的機會,“來到我縣做了官,卻把利益他縣搬”。

　　爭取成為市政府所在地,被當地人看作是利益最大化的一種選擇。這種看上去有些荒謬的邏輯,卻是中國現實的生動反映。縱觀全國,地方政府所在地是權力中心,各省會城市幾乎都是省里最大的城市,絕大多數省會城市的GDP排名在省內位居前列,醫(yī)療、教育、就業(yè)等各項優(yōu)質資源也集中于此。政府一落戶,其他的好處也都紛至沓來,這種“惠及子孫后代”的好事,自然是必須爭取的。

　　地方政府的吸引力,并不是在世界上所有地區(qū)都如此之大。在美國,各州議會所在地,很多都是些名不見經傳的小城市:加利福尼亞州州議會位于薩克拉門托,而非洛杉磯、圣迭戈等大城市；紐約州議會也并非在國際大都市紐約,而是在人口約10萬人的奧爾巴尼。

　　行政中心的吸引力,一方面來源于其對各種資源磁鐵般的自然聚合能力,但另一方面也來源于行政權力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影響。而這一點,在中國表現得尤其明顯。比較極端的例子是,2005年亞洲開發(fā)銀行資助的一份調查報告提出,在國際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圍,承擔著保護首都水源和生態(tài)的區(qū)域形成了“環(huán)京津貧困帶”。行政中心對于資源配置的掌控力,稀疏了周邊地區(qū)的資源,加劇了中心與邊緣的發(fā)展差距,形成“政策致貧”。

　　而對于行政中心自身來說,過分的功能集中也會讓它不堪重負。人口和環(huán)境的壓力不斷增加,交通擁堵、空氣污染、房價上漲,這些問題也困擾著當地居民。2011年6月,中國社科院與首都經貿大學共同發(fā)布的《中國30個省會城市生活質量調查報告》稱,在30個省會城市(拉薩除外),沒有一個城市的居民對生活質量感到滿意。

　　可以這樣說,無論哪種原因所導致的城市功能的過分集中,都不利于城市和地區(qū)的發(fā)展。反觀我國發(fā)展較好的幾個省份,其行政中心與經濟中心卻并不一定完全重合。如江蘇省省會南京市,2013年的GDP總量位居全省第三,次于蘇州和無錫；廣東省深圳市也幾乎與省會廣州市平起平坐。山東青島也與此類似。相反,一些整體發(fā)展水平較低的省份,其經濟中心、交通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等往往與政治中心完全重合,區(qū)域發(fā)展不均衡凸顯。

　　正是因為行政權力的落戶能帶來各種資源的聚合,從而給當地居民帶來巨大的福利,貴州三個縣的民眾才會爭奪市政府這個“香餑餑”。但是,單一中心的發(fā)展模式潛力畢竟有限,如果能削弱行政權力與資源配置之間的聯(lián)系,分散行政中心的職能,優(yōu)化資源配置,帶動區(qū)域整體均衡發(fā)展,相信是民眾更愿意見到的。

　　可以說,正是由于權力配置資源,才導致權力中心往往意味著“所有的中心”。改革的一大重要任務,就是要充分發(fā)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因而,檢驗改革的成效,也可用“權力中心所在地”的吸引力是否淡化來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