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曹再發(fā)因在家鄉(xiāng)發(fā)生拆遷問題，揚言要在廣州制造校園血案的事情，總算沒出什么大的亂子，以曹再發(fā)自首而告終。這件事情持續(xù)時間也就半天多一點，但卻是在中國現(xiàn)實語境中信息傳播與信息控制的典型案例，值得去解剖與深思。

　　與以往很多空穴來風的傳言不同，這次的信息源頭來自政府部門———教育部門。但教育部門采用的是一種富有中國特色的方式即內(nèi)部通知的方式予以半公開。因而信息的公開過程跟過往那些真假難辨的傳聞沒什么兩樣，由內(nèi)部人士泄露，通過QQ群、微博、短信等方式瘋傳。說實話，我最初看到這一消息的時候，也是將信將疑。直到后來看到幾大媒體官方微博確認，才意識到這事是真的，也意識到了一點危險性，提高了一點警惕性。隨后在接小孩的時候，還特意看了看幼兒園門口有沒有停著湘A車牌的車。

　　對于教育部門的做法，有警方人士認為“很不得當”，此舉已經(jīng)引發(fā)了社會恐慌，這件事極有可能是當事人自己在制造話題，試圖通過這樣的方式引發(fā)對其遭遇的關注。而公眾方面，對教育部門多持認同的態(tài)度。

　　或許警方更多考慮的是進行信息控制，以防社會恐慌，降低社會成本的問題。而公眾則更多的是知情權以及相關自我保護的訴求。雙方的初衷均是值得肯定的，盡管在當前語境中，警方的做法可能更多地有與信息公開的大趨勢相違背的嫌疑。

　　做任何事情都要考慮成本，問題的關鍵在于，成本不能孤零零地來考慮，而是要與行事所要達到的目標進行對比。如斯，才能判定，成本高不高，值得不值得。因此，對于警方，以及其他一些公權力部門處理此類信息方面的權力，公眾要給予充分的尊重，使得公安等部門在法定的權限內(nèi)能夠進行合理的利弊權衡，進而進行適度的信息控制，減少社會恐慌，降低社會成本。

　　但就這件事情而言，與成本在天平另一端權衡的，是對年輕的生命可能造成的侵害是否能夠得到有效的防御和制止。顯然，從各國通行的價值與慣例來看，對于生命的保護，是必須最大限度地付出成本的。比如十多年前，歐洲各國為了防止瘋牛病傳播，對成年肉牛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宰殺與掩埋，而人感染該病的概率，只有百萬分之一，歷史上有據(jù)可查的瘋牛病患者，迄今也不過數(shù)十例。從純經(jīng)濟學的角度來看，此舉付出的成本過高，甚至可以說純屬多余。但因為要保護人類的健康與生命，歐洲各國進行了空前的信息公開，并不得不對牛群采取了“大規(guī)模殺傷性行動”。而在我國，抗擊非典、H5N1流感病毒的過程中，也實行了類似的“得不償失”的舉措。

　　因此，我不反對警方對于某些傳言、某些事件，進行信息控制，降低社會成本，但生命的價值委實太寶貴了，因此仍然需要最大限度地公開。這樣做，即便社會會出現(xiàn)或大或小的恐慌，付出或大或小的成本，但如果能夠有效地避免傷害的發(fā)生，終究還是值得的。

　　另外，我還想強調(diào)幾個問題，其一，社會成本不等于經(jīng)濟成本，信息的傳播可能會對生產(chǎn)造成影響，從而造成經(jīng)濟損失，但如果避免了傷害發(fā)生，其實也是在降低社會成本。其二，為了保護生命而付出的成本，包括信息公開，也不能像我們經(jīng)常聽到的“不惜一切代價”，其底線就是不能以付出另外一些生命為代價。其三，信息控制不僅包括“公開與不公開”的命題，也包括“什么時候公開”、“如何更好地公開”等技術性的問題，這既需要警方的進一步研究，也需要公眾的理解。 （作者是華南理工大學教授）

（責任編輯：周姍姍）